《诚与真：陶渊明考论》是一部对陶渊明进行综合性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三编：历史世界（上编）、精神天地（中编）和文学风貌（下编），力图将史学考据、思想解读和文学特色分析熔于一炉，通过深入陶渊明的历史语境，全面立体地解读陶渊明的思想境界与艺术特色。
都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田园派诗人，我觉得不如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体总贯地“做自己”的存在主义独行侠。“一体总贯”是一生知行合一，“做自己”是聚焦自我，“存在主义”是以尽己之性为人生意义，“独”是独自与孤独，“行”是践行，“侠”是“千载不相违”那样的否定力量的壮美。用《中庸》的话来说，就是他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诚之态度与功夫体认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最后达到纵浪大化中、与万物同流的逍遥境界或天地境界。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是研究魏晋思想的重要经典，这本书详细梳理了魏晋思想变迁、发展的轨迹，既突出了魏晋思想的特色和内在发展逻辑，又考察了它对之前思想的传承以及对之后思想的影响。自汤用彤开始，学术界统一把魏晋思想称为魏晋玄学。由于该书成书于解放前，即便书前有汤一介相当详细的导读，该书的行文风格对当今读者仍然有一定的阅读难度。本文将在总结该书核心内容的基础上，从承前启后的角度对其思想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学就是“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其核心问题是：理想的圣人人格应该是怎样的？由这个问题引出了“自然”与“名教”的辩论。魏晋时代“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正是围绕圣人观念展开的，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则成为贯穿整个玄学发展的核心议题，而所有的议题都是以“言意之辩”为方法论。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期乱世，哲学家们一方面谈论玄远的话题，希望在形而上的思辨世界中逃避现实的苦难，用精神上的自由来弥补行动上的不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选择何种活法来在残酷现实中保身全性，因此不得不深入思考什么是自足或完美的人格。根据对这个中心问题的不同回答，汤用彤把魏晋名士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这两派都推崇“自然”，但对“名教”的态度完全不同。温和派名士并不特别看重名教，但也不主张废弃“礼法”，何晏、王弼是这派的代表。激烈派则彻底反对“名教”，主张超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阮籍、嵇康是这派的代表。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一部出色描写家族兴亡和爱情悲剧的小说，还是一部全景式描绘传统社会生活面貌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执着追寻人生意义的启迪之书（“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它本身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蕴涵丰富的，读它如登一座大山——年少初读，你能看到山谷中的风景；中年再读，你能看到半山腰的景色；老年再读，你又能领略山巅的壮阔。
几个月前曾发过一条朋友圈说：读《红楼梦》，品荣辱悲欢，辄心潮澎湃；更见字斟句酌，草蛇灰线，惭才知浅薄。这种感受，正如小诗所表达的：
一入红楼深似海，再探脂批敬如山。
草蛇灰线钩沉秘，雪泥鸿爪印痕斑。
深邃尽涵尘世理，至真俱化古今情。
每寻奥义心犹震，常愧浅知意未平。
年少不解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人。每一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年少时读得的是缠绵悱恻的爱情，青年时读得的是刀光剑影的明争暗斗，中年时读得的是对人生意义金刚怒目式的探求以及对众生的悲悯。正是这种常读常新的体验，促使我写下这些文字，试图梳理和记录自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些了解与感悟。
“我不会用任何熟悉的事物做类比，只是单纯地描述。”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这样警告我们。他称双缝实验“将让你直面大自然的自相矛盾、神秘莫测和稀奇古怪”。《双缝实验和量子力学》一书正是围绕“双缝实验”这个量子物理中最不可思议的实验及其不断演化的版本展开。本书并没有覆盖量子力学所有领域（如量子隧穿、超弦理论、量子宇宙、量子引力或量子计算），而是聚焦于通过双缝实验及其衍生实验揭示出来的那些最令人惊奇、彻底颠覆常规直觉的量子现象和核心理论发展。
19世纪，麦克斯韦的统一理论证明了光是一种电磁波，它依赖遍布空间的“场”概念：粒子是局域的，场却能弥漫扩散，影响远方。然而，世纪初赫兹等人的“光电效应”实验却强烈暗示光也具有粒子的特性：光的能量似乎只能一包一包地被打出来。1905年，爱因斯坦基于此提出“光量子”（光子）假说，认为光以离散的能量包（量子）形式存在。正是这一开创性工作，而非相对论，使他在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此同时，玻尔的原子模型指出，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轨道也是量子化的，只能占据特定的能级。光的这种“既是波又是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让德布罗意在1924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推广：所有实体物质粒子（如电子）也应具有波动的性质！他给出了物质波波长与其动量的关系（德布罗意公式）。
《大爆炸简史》由科普名家西蒙·辛格撰写，书中通过科学家的探索与争论，展现了大爆炸理论如何从异想天开的假说逐渐成为现代宇宙学的核心。大爆炸理论揭示了宇宙的起源，是集体智慧的历史结晶，凝聚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赫歇尔（恒星亮度正比于距离）、莱维特（造父变星亮度周期变化）、哈金斯（恒星光谱-多普勒频移）、弗里德曼及勒迈特（膨胀宇宙）、哈勃（室女星座独立、星系退行验证宇宙膨胀）、伽莫夫（大爆炸理论、氢氦丰度，学生阿尔弗及赫尔曼，及预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霍伊尔（氢核聚变为碳）、彭齐亚斯及威尔逊（验证CMB）、COBE（宇宙背景探测，CMB涨落-星系成因）、古斯（暴胀理论）、霍金及彭罗斯（量子引力理论）等许多科学家的贡献。
人类对宇宙起源的追问始于远古神话，但真正以理性探索自然规律则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如色诺芬与阿那克西曼德摒弃神创论，提出自然现象可通过观察与逻辑解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通过日影、月全食、半月相、日全食等手段依次测量出地球半径、月球半径、地月距离、日地距离、太阳半径。他的想象推理和测量过程如下：
7.2度），可知地球周长的1/50=7.2/360为近似5000希腊里，地球半径可得。在这些测量过程中埃拉托色尼只用到了简单的几何运算，这充分证明了强大好奇心结合科学方法的巨大威力。
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首次提出日心说，却因当时缺乏实证沉寂千年。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模型凭借复杂（均论+本轮）但实用的预测能力，成为中世纪天文学圭臬。16世纪，哥白尼在《天球运行论》中复兴日心说（小缺陷：认为行星轨道为完美圆形），但因预测精度不足（还没有认识到引力）未被重视。第谷·布拉赫的精密观测数据经开普勒分析，揭示行星轨道实为椭圆，修正了日心说的核心假设。伽利略则通过望远镜发现木星卫星与金星相位，为日心说提供了直观证据。尽管教会压制，科学革命的浪潮已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