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和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唐人讴咏、评论陶渊明，看重其隐逸与善诗；宋人（尤其是苏轼）爱陶渊明，重在欣赏他的人生态度与诗歌艺术。苏轼认为他乃古今诗人之冠，“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一直到现当代他仍被公认为“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美学家朱光潜曾从诗艺这一角度断言：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可与屈原、杜甫并称，但比他们更醇、更炼。屈原是低徊往复，想安顿而不得，其情绪、想象和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杜甫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苏轼爱逞巧智，缺乏洗炼；陶渊明则如秋潭日影，澈底澄莹，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

这种独特地位源于陶渊明独立的人格、澄明的思想与真挚的感情。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寻求最高理性的精神之路，但也正视现实生活的情感，梁启超说他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从《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以及劝儿子善待力夫“此亦人之子也，善遇之”，可以体会其情感的深沉秾挚。陶渊明的诗“写其胸中之妙尔”（陈后山语）、“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叶梦得语）。叶嘉莹称陶诗为“理性之诗”，认为他从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之中得到了一种智慧的观照，并真诚地把这敏锐的感受记录下来，但比纯情的诗人，则多了节制和反省，有一种思致和操持。他的志、情、理、诗和整个人生是浑然一体的，是和谐的。

顾随说“伟大的诗人必需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一事，象征整个人生所有的事。与之相比，王维写辋川集二十首一景是一景。陶渊明是象征的，王维是写实的；陶渊明是普遍的，王维是狭隘的。

黄庭坚曾在《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中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于心有戚戚焉，陶诗那种恬静冲和几近于寡淡麻木的风格，年少气盛时是读不进的，于今中年稍历世事再读陶诗，如饮甘泉，如见本心，方知其中真味。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与诗文，陶渊明既不是纯粹的儒家，也不是纯粹的道家，更不是把目光投向来世的佛家，而是将儒道思想融为一种新的思想形态，开创了一种实现自我的独特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可以用“诚之以求真”来概括，即用儒家的道德实践功夫，去追求道家的自然真境。

一、核心思想：“诚之以求真”

“诚”与“真”的交织

陶渊明人生哲学的核心是“诚之以求真”，简单地说就是做自己，时髦地说就是存在主义，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用儒家“诚”的态度和实践，去追求道家“真”的境界。这里的“诚”是儒家所说的修养工夫，即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和日常实践来体认和成就自我，而“真”则是如此久而化之，所达到的心灵自由和怡然自得，而趋于自然本真的生命境界。

这种思想结构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深深扎根于魏晋玄学的土壤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人之“本性”或“真”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因为陶渊明不是通过纵欲或虚无来达到“真”，而是通过道德修养和躬耕实践来实现的，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宋以后，乃至现在，其人格、其思想依然如此亲切和有吸引力。

“自然”与“真”的内涵

陶渊明思想中的“自然”主要来自魏晋玄学家郭象的理论。在郭象看来，万物各有其本性，顺应本性就是“自然”。陶渊明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人应该顺应自己的本性，尽其本性，这就是“自然”，就是“任真”。

具体来说，陶渊明认为“自然”就是“顺其本性、尽其本性”。命运、时运、变化，都是一个人与天地人世遭遇时，依据本性自然处置的结果。只要不违背本性，就能安于自己的命运。而“真”就是“自然”的落实，是达到“自然”后所呈现的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返自然”不是简单的回归田园，而是回归本性的自然状态。

陶渊明追求的“真”有三个层面：一是认知上的“真”，即思想上认识到本性或自我是什么；二是实践上的“真”，即把认知付诸行动，固穷守拙，不违己而“得此生”；三是境界上的“真”，在穷达、生死、贫富、耕禄上都能适性任情之后，整个人生就呈现出怡然自乐、真率自然、圆融自得、物我同流的风貌。

自我认知：介、拙、独

陶渊明在自我认知上有三个关键词：介、拙、独。“介”指操守谨严，不肯同流合污；“拙”指自然真诚，拒绝世俗机巧；“独”则是这种品格的外在体现。其中“介”和“拙”是根本，“独”是结果。

陶渊明能够直面人生的痛苦，不逃避，不自欺，在生死、穷达、贫富、耕禄等内心冲突中坚持自我。同时，他通过躬耕劳作与天地自然建立深切的联系，从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达到物我同流、圆融自得的境界。

隐逸形态：边境意识

陶渊明的隐逸不是完全避世，而是一种“疏世之隐”——对人世保持距离，但不完全脱离。这种隐逸造就了他独特的“边境意识”：既不融入污浊的人世，也不遁入冷寂的山林，而是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和精神后花园。他在《饮酒》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正是“边境意识”的生动写照——身在人间，但心已超脱，通过内心的“远”来实现空间的“偏”。

这种“边境意识”的形成有三个层次：首先是“疏离”，即与污浊人世保持距离；其次是“接受”，即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与世界和解，但接受不等于认同；最后是“安顿”，即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天地，安顿身心。

二、人生实践：洒落与忧勤的统一

洒落：自由自在的境界

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既不是庄子的逍遥，也不是儒家的“孔颜乐处”。与庄子的逍遥相比，他更平易踏实；与“孔颜乐处”相比，他更洒脱超然。他既承担人世的角色，又不为功名利禄所束缚，不把道德义务当成枷锁，而是让道德内化后自然流露。这种境界在宋人看来就是“洒落”——自由活泼，自在自得，在任何处境下都能怡然自得。正如他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悠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内心洒落后的自然流露，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忧勤：内心的自我砥砺

但陶渊明并非只有洒落的一面，他还有“忧勤”的一面。他反复写叹贫诗和《咏贫士》，实际上是在自我砥砺，提醒自己不要动摇，要坚持自己的选择。这说明他的内心并非完全平静，生死、贫富的冲突还在激烈进行，他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这种自我砥砺正是“诚之以求真”的体现，通过不断的自我提醒来坚定自己的选择。

洒落与忧勤的统一，正是陶渊明人生境界的特点。他既能在精神上超脱，又能在现实中坚持；既能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又能在安逸中保持警惕。

纵浪大化与不失此生

面对生命的有限性，陶渊明采取了双重态度：一方面“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通过顺应自然、与天地同流来超越生死；另一方面“不失此生”，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真性，实现“无事自适”、“陶然自乐”的“得此生”。这种态度既是对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识，也是对生命意义的积极肯定。

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也不是对生命的放纵，而是在认识到生命有限的前提下，既超越生死，又珍惜此生，在有限中实现无限。这就是常说的向死而生，从而能够在大化来临之时，回顾圆满的一生：“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躬耕：实践中的求真

躬耕对陶渊明来说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诚之以求真”的实践。通过躬耕，他将道德意志付诸行动，将自己认定的“善”实践到底。躬耕不是一般士大夫能做的，它提供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人在劳作中与天地自然建立真实无伪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感性的。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种躬耕的实践，让他与天地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关系，从而体悟到“真”的境界。

躬耕实践使得陶渊明的“真”不仅包括思想上的“真”和精神上的自由，还包括人与天地关系的“真”，也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三、思想渊源与创新

与儒家：继承与超越

陶渊明继承了儒家的“诚之”工夫，一生都在用“诚”来追求“真”。他在修身践行上接近儒家，在最终目的上存在根本差异。与后世理学家不同，理学家追求的是“天理”，而陶渊明追求的是“天真”。

拿《中庸》来说，在修身践行上两者都强调“诚之”的工夫：《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要求“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在“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陶渊明正是如此践行：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坚持“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一生“固穷守拙”、“委心委运”，在躬耕实践中“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通过“诚之以求真”的工夫来体认和成就自我。两者都强调通过日常实践来坚守本心，都要求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但在最终目的上（也就是何为本心上），两者存在根本差异。《中庸》的最终目的是“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强调“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即不仅要成己，还要成物，最终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是改造社会和宇宙的外向性目的。而陶渊明的最终目的则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达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实现“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的个人性的、内向的成就。“返自然”、“任真”是自我成就的内向性目的。前者强调通过成己来成物，最终参与天地化育；后者强调通过成己来返真，最终与万物同流。

因此与“孔颜乐处”相比，陶渊明更加洒脱，他不仅安贫乐道，还摆脱了对道德功名的执着。他的快乐不是因为“守道”而自安，而是顺乎本性、忘怀得失，能在任何处境中都保持适意自得，达到忧乐两忘的境界。

与道家（庄子）：同归而殊途

陶渊明与庄子都追求“返回自然”来解脱生死，都希望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但两者在如何“返自然”上有根本区别。

庄子主张通过“忘”来回归自然，让人“物化”为自然本身，这往往以放弃人性为代价。陶渊明则不同，他的“返自然”不是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让人与自然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重新合一，通过尽己之性以达自然，从而与天地万物同流。因此，他不仅不放弃价值关怀，反而要坚守本分、价值、信念和节操。

庄子的“返自然”是精神性的超越，他通过“坐忘”、“无我”等否定现实来达到超越；陶渊明的“返自然”是实践性的超越，他通过将自然融入日常生活等肯定现实来达到超越。陶渊明在日常中超越日常，构建了“桃花源”式的理想精神世界，既有自然美，又有人情美。

与魏晋玄学（郭象）：理论到实践

陶渊明深受郭象“独化论”和“性分”说的影响。郭象认为万物各有其性，顺应本性就是自然和逍遥。陶渊明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应该“各安其性”，在日常生活中尽性就是道的体现。

但陶渊明不是简单地接受理论，而是将其转化为人生实践。他通过躬耕，将玄学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这是郭象所没有的。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诚之以求真”的，他不会沉溺于玄虚，而是通过实践来达到真境。

与列子：面对虚无的不同选择

陶渊明与《列子》都深切体验到生命的虚无——生命终将归于空无，一切都会消逝。但面对这种虚无，两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列子》选择了纵欲，认为既然生命终将归于空无，不如“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放纵感性来对抗虚无。陶渊明则不同，他虽然也认识到生命的虚无，但选择了“返回本源”——与万物归一，与天地同流，在虚无的威胁下体会“出之于本质的充实”。

在“及时行乐”上，两者也有本质区别。《列子》的“乐”是纵欲的快乐，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陶渊明的“乐”是精神上自得之乐——种豆南山、登高赋诗、与友共饮、读书自娱。这种快乐是摆脱了功名利禄束缚后的洒脱自由，是生命的自然天放，不是因为做某事才快乐，而是因为圆融自得做任何事都快乐。

与苏轼：精神传承与时代差异

苏轼是陶渊明最重要的知音和传承者。在陶渊明死后六百多年，苏轼不仅深刻理解了他的思想，还通过创作大量和陶诗，将陶渊明从“隐逸高士”转化为“宋代士人的人格典范”。

精神上的共鸣：

苏轼对陶渊明的理解极为深刻。他评价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准确抓住了陶渊明诗歌表面平淡、内里丰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苏轼看到了陶渊明“诚之以求真”的精神内核，并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践了这种精神。

两人都经历了仕途的起伏，都能够在困境中保持精神的超脱。陶渊明通过躬耕实现了“诚之以求真”，苏轼则在贬谪中通过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实践了类似的精神。他们都能够在任何处境中保持适意，达到“随所遇而皆适”的境界。

实践方式的不同：

但两者在实践方式上有明显差异。陶渊明选择了彻底的归隐，通过躬耕来实践“诚之以求真”，他的实践是内向的、自足的。苏轼则不同，他虽然也向往隐逸，但始终没有完全脱离仕途，他的实践更多是通过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来实现的。

陶渊明的“诚之以求真”更多体现在对自我的体认和坚守上，他通过固穷守拙、委心委运来达到真境。苏轼则更多体现在对生活的热爱和艺术的创造上，他通过“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越来达到精神的自由。

时代精神的差异：

这种差异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不同。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面对的是政治黑暗和道德沦丧，他的选择是彻底的疏离和坚守。苏轼生活在宋代，虽然也经历政治挫折，但宋代的文化氛围更加开放包容，士大夫有更多的精神空间，所以苏轼能够在仕隐之间找到平衡，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刃有余。

但无论如何，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和实践，使得陶渊明的“诚之以求真”精神在宋代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士大夫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源。

跨文化考究

《悉达多》：接受世界、爱世界

黑塞的《悉达多》一书的主旨与陶渊明的人生哲学有着深刻的精神共鸣。两者都认识到“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不能”，必须通过个人深刻的生活体验（包括错误与痛苦）来获得，而非从外在教义中习得。两者都经历了从追求外在教义到回归自我的过程，最终都达到了对生命的全盘肯定——悉达多领悟到“世界在每一瞬间都是圆满的”，陶渊明则达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两者都通过实践而非思辨来体认自我存在，都实现了与万物同流的和谐与圆融。

但两者的实现路径以及核心关注点存在差异。悉达多是“从否定到肯定”，他先否定一切教条（婆罗门教、沙门苦行、甚至佛陀的教义），经历世俗的沉沦（情欲、财富、权力），最终在河流边通过“圆融统一”的体悟，达到对世界的全盘接受与爱，更符合佛学的觉悟与大爱；陶渊明则是“从肯定到坚守”，他一开始就认定了自己的本性（“性本爱丘山”），通过躬耕实践来坚守和实现这种本性，更符合中庸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因此，悉达多强调“接受世界，去爱它”（与世界的和解），陶渊明则强调“顺应本性，尽其本性”（与自我的统一）。前者通过否定对立面来达成统一，后者通过坚守本心来达成统一。

《瓦尔登湖》：反思现代文明

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书的主旨与陶渊明的思想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认识到现代生活对人的异化或世俗生活让人“违己交病”，都通过远离世俗、亲近自然来寻找生命的真谛，都在简朴中寻找精神的自由。两者都通过实践而非理论来体证本真存在，都实现了与自然建立真实无伪的关系——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独居生活，而陶渊明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但两者的实现方式以及最终目的显著不同。梭罗是“向外批判”，他在瓦尔登湖的两年生活是实验性的、记录性的，更像是一次社会实验，通过详细的观察和记录来反思现代文明，更注重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到社会并改变它；陶渊明则是“向内体认”，他的躬耕是生活性的、体验性的，不是实验而是真实的生活选择，通过日常的劳作来体悟生命的真谛，更注重对自我的体认和坚守，最终目的是为了成就自我。因此，梭罗强调“简朴生活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陶渊明则强调“躬耕实践是对自我本性的坚守”。前者通过实验来反思社会，后者通过生活来体认自我。

存在主义：自我选择与承担责任

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比较中，20世纪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可能是最接近的。两者不仅在核心命题上高度一致，在时代背景上也有惊人的相似——魏晋乱世的虚无与放诞，与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荒诞与幻灭感如出一辙。两者都认识到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创造出来的；都强调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人拥有选择的自由，但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都面对虚无与创造意义——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意义需要人自己去创造；都追求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依照自己的本性而存在，而非被社会规范所异化；都实现了向死而生——在认识到生命有限性的前提下，通过承担和创造来获得生命的充实与从容。陶渊明拒绝被功名所定义，拒绝被门第、官职以及“五斗米”所束缚，通过“诚之以求真”的实践来成就自我；他选择了归隐、躬耕、“固穷守拙”，并承担了选择的后果——贫困、乞食、孤独、不被理解；面对人生幻化，他通过躬耕实践、读书赋诗、尚友古人、与友交游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他的“返自然”、“任真”正是对本真存在的追求，他的“边境意识”或“桃花源”正是对本真存在空间的构建；他的“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正是对“向死而生”的从容实现。

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表现方式上：西方存在主义主要通过哲学思辨来探讨存在，在理论的层面探讨焦虑、承担、荒诞与意义；陶渊明则是通过人生实践来体证存在，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选择、承担、创造与从容。但无论是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还是加缪的“西西弗式的承担”，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在荒诞的世界中，通过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来创造意义，最终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充实。陶渊明在1600年前就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存在主义的核心精神。

独特的思想创造

陶渊明年少“游好在六经”，又“委怀在琴书”，对儒、道、列子、玄学、佛学思想都有深入的见解。朱自清曾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据刘奕的论证，陶渊明受郭象的“性分-任性-独化”思想影响非常大。但无论哪种思想影响了陶渊明，他都吸收和接纳了这种思想中的精华，并与他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结合起来。他既继承了儒家的道德实践意志，又吸收了道家的自然境界；既受魏晋玄学追求自我的影响，又超越了玄学放纵的怪诞；既认识到人生的虚无幻化，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返本归真地践行来实现自我与生命的充实。如果说庄子是哲学家中的诗人，那么陶渊明就是诗人中的哲学家。

与其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田园派诗人，不如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体总贯地“做自己”的存在主义独行侠。“一体总贯”是一生知行合一，“做自己”是聚焦自我，“存在主义”是以尽己之性为人生意义，“独”是独自与孤独，“行”是践行，“侠”是“千载不相违”那样的否定力量的壮美。

无论是陶渊明的“诚之以求真”、悉达多的“接受世界、爱世界”，抑或梭罗的“简朴生活、亲近自然”、存在主义的生命意义构建，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充实。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共鸣，正说明了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具有普遍性。陶渊明以其独特的“诚之以求真”的精神与实践，为这种探索树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典范。这个典范不仅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开拓了新天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