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是一部对陶渊明进行综合性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三编：历史世界（上编）、精神天地（中编）和文学风貌（下编），力图将史学考据、思想解读和文学特色分析熔于一炉，通过深入陶渊明的历史语境，全面立体地解读陶渊明的思想境界与艺术特色。

上编：历史世界

上篇通过详尽的考据，厘清了陶渊明的生平与作品中的一些基本或重要问题，如姓名、门第、初仕、镇军参军、辞官、晚年征辟等，揭示了陶渊明生活的历史语境。作者运用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等史学方法，对陶渊明的仕宦经历进行了细致梳理。

在生平六考中，作者考证出陶渊明在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有愤世之意），字元亮。改名“潜”表达了对新王朝的不认可，希望自己潜藏起来，远离新朝。

在门第考中，作者厘清了寒素、素族、寒士、寒人、庶人等概念，指出陶渊明所具备的只是广义的户籍上的士族身份，他的家族绝不属于狭义的门阀士族，更何况他又是家族的疏支。所以陶渊明在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的品级上，大概位于广义士族的末流，认为他有多高贵的身份当然不切实情，但因此把他视为寒门子弟恐怕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父系（陶侃）为陶渊明提供了一个不高不低的门第，使他有资格入仕；母系（孟嘉）则在教养和风度上使陶渊明得以远时俗，母系的影响远大于父系，主要培养其魏晋风度和玄学思想。

在初仕考中，作者考证出陶渊明二十九岁（“向立年”）初仕，任江州祭酒，旋即“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结合职官制度，还原了起家做州祭酒的历史语境。当时的江州刺史是王凝之（王羲之最不成器的儿子），其才能平庸，品格也大成问题。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自述“性刚才拙”，核以仕宦经历，可见是极准确的自考之语。不迎合王凝之，不就主簿，不拜督邮，自是性刚；而不耐烦州祭酒的实务，应付不来战争期间的“役调送迎”，显然是才拙。

在镇军参军考中，作者考证出陶渊明未曾做过刘裕的参军，镇军将军实为会稽内史谢輶，从而澄清了前人一直纠结的陶、刘关系问题。这一发现让作者感到兴奋，因为前人一直纠结的陶、刘关系竟似乎是个伪问题。

在辞官考中，作者结合职官制度，还原了陶渊明从彭泽令上辞官的历史语境。考证出辞官时程氏妹丧，陶渊明挂冠归田需要放弃所有田禄，其辞官的坚决与其人的斩绝由此可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自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可见其辞官的根本原因是不愿“以心为形役”，不愿委屈于官场，汲汲以“口腹自役”。

在晚年征辟考中，作者考证出晋宋易代之际，刘裕控制的朝廷一再征辟（如著作郎、著作佐郎），陶渊明都拒不应命，体现了对篡权者的不合作态度。这种不合作态度，与他对桓玄、刘裕等篡权者的态度是一致的，体现了其“性刚”的一面。

在作品六考中，作者对陶诗中一些重要的字词、系年、人物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如“见南山”与“望南山”的版本差异，“三湘”的具体含义，《赠羊长史》、《答庞参军》的系年，友人“殷晋安”的身份（先在江州晋安南府任长史掾，后改任太尉参军，陶渊明作《与殷晋安别》赠别，诗中“语默自殊势”表明二人在出处上有绝大分歧），以及《五柳先生传》的写作时间等。这些考证为理解陶渊明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编：精神天地

中篇探讨陶渊明的思想与践行，核心观点是“诚之以求真”——以儒者诚之的态度与功夫去追求庄子的真的境界，或者说凭借道德意志来追求心灵自由。作者深入分析了陶渊明受魏晋玄学（尤其是郭象性分-任性-独化）的影响，任情适性追求“自然”和“真”的境界，同时指出陶渊明的生命哲学遥启宋人，这正是他特别受到宋人欣赏与推崇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受儒学（“游好在六经”）、道玄学（庄子、列子）影响都颇深，且理性深沉，走的是”知解“（顾随语）一路，而不是一般诗人那样的“情见”一路，而且其人生高度关注自我，因此他拥有独特的人生哲学和艺术风格是并不意外。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作者用“诚之以求真”来概括，它同时拥有时代性和超时代性两面。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影响，一生追求真之境界，这是他的时代性；另一方面，陶渊明求真的方式是砥砺德性之诚，并敦行实践，最后竟以诚笃自省的方式，而非纵乐虚无的方式达致真之境界，所以独能超越于时代之上，而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天地开拓新世界。

作者深入分析了陶渊明思想中“自然”与“真”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就渊源而言，陶渊明思想中的“自然”源自郭象的性论，既不同于王弼之说，也与嵇康的“自然”观大相径庭。在郭象的理论中，命自性出，“自然”生命的实现，必然采用委运顺化方式，即委运顺化只是“自然”的达成手段，属于“自然”的次级概念。而“真”即“自然”，亦可以说是落实“自然”所臻之境。陶渊明现存诗文集中“自然”一词出现四例，除“渐近自然”是“天然”之义外，其他三例则可视为陶渊明“自然”的根本义，即以顺其本性、尽其本性为自然。唯尽性斯为委运顺化，盖言命，言运，言化，都是一己与天地人世遭逢时，依据于本性的自然发展与结果，不违本性即安于己命。可以说，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最早也是唯一一个在诗文中以探寻和体认自我为主题的存在主义”独行侠“。

作者详细分析了郭象的“独化论”和“性分”说对陶渊明的影响。郭象的“性分”说影响到陶渊明的地方大致有五点：其一，天性：“性分”天成，不得移易；其二，性分：物各有性，人各有性，难求齐一；其三，习性：性不但指道所赋予人的本然之性，也指经社会熏染而成的后天习性；其四，违性：人与物的行为都是依据其性而来，而不能背性而行；其五，尽性：顺其性、尽其性则为自然、为逍遥。陶渊明以“性本爱丘山”、“委怀在琴书”为本性，以顺此本性为“返自然”、为基本人生态度，并通过固穷守拙来付诸实践（向内委心、向外委运）。作者指出，仅就玄学思想而言，郭象对陶渊明的影响要远大于嵇康、阮籍，过去陈寅恪以为陶渊明的“新自然说”上承嵇、阮的“旧自然说”而来，恐怕不确。

陶渊明追求的“真之境”三种：认知之真、实践之真和境界之真。

  • 认知之真是指陶渊明受玄学影响，在思想上所认知的“真”，这属于“知解”（顾随语）之真。
  • 实践之真是指陶渊明的认知与行动的一致，他把自己所认知之真付诸于实践：固穷守拙、委心委运、纵浪大化中，而不是仅仅流于清谈高言。这个真是真实无伪之真，而要成就这种实践之真，需在实践时贯彻一极强的道德意志，持续在德性上下工夫，这种实践之真实际上更应该视之为实践之诚。一如中庸所说的“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 境界之真是说陶渊明在思想境界上追求“任真”的自然之真，他的人生境界也庶几近之，其整个人生呈现出一种一体总贯的真率自然、物我同流的风貌和境界。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境界“真”有两种含义：一是庄子的“体道”之真，即得道体道、齐一大化的存在之境；二是郭象的“独化”之真，即依据“自性”、自生自化之境。两种“真”并存于陶渊明的诗文中，前者是诗人向往的理想世界的形态，后者是他自身追求并践行的生命状态。

作者还深入分析了陶渊明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认为陶渊明读书、赋诗、弹琴、饮酒、躬耕、交游都是其体认自我、明察本性、“吟咏以通性”的“存养”功夫（中庸：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并指出其诗文中有三个关键词最能体现此种功夫：介、拙、独。“独”是其表现，而“介”和“拙”具有本质意义，“介”指操守谨严，不肯同流合污；“拙”指自然真诚、朴实无华，拒绝世俗机巧。颜延之诔文称陶公“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又“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自尔介居”，正是对介与拙的描述。陶渊明能承担人生的痛苦，不自欺、不逃避于生死、穷达、贫富、耕禄等内心交战，又在躬耕劳作中与天地自然建立深沉亲密的联系，所以才能领悟人生的真际，物我同流之化境，成就其深厚与广大。从根本上讲，诚之以求真的人生履践，既是通过自我体认完成对天性的抉发、释放和贯彻，也是德性达成及由此而获得满足。

作者还分析了陶渊明与嵇康、孙绰、张湛等前人的关系，指出陶渊明在精神上、风度上、文学上受到嵇康、阮籍的影响，但其思想则主要受到其他玄学家，尤其是郭象的影响。陶渊明对嵇康是很崇拜的，他的思想与生活姿态常有与嵇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处，如《五柳先生传》的开篇即向嵇康遥遥致意，柳树正是嵇康隐居傲世的象征。而随着他生命趋于坚卓沉毅，他的风骨便转而寄托到了松树之上，效法孙绰与张湛种松的行为，可以推测陶公在玄学人物中，可能对孙、张较为心仪，而受其影响。

下编：文学风貌

分析陶渊明的文学风貌，提出了“边境意识”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将中国历史上的隐逸类型分为避世之隐、待世之隐、顺世之隐、玩世之隐与疏世之隐五种。他认为陶渊明属于“疏世之隐”，即对人世疏离淡漠，不抱期望，但也不离群索居，仍对人世持最低限度的接受态度。较之避世者，疏离但不决绝；较之待世者，有退而不思进，自守而不求用；较之顺世者、玩世者，有真无伪，但求自适而绝去荣利之心、谐俗之想。疏世之隐洁己修德则近于儒，隐身藏名则近于道，而安住世间，不出不进，则又非儒非道，适在两造之间，可谓隐之中庸者也。一如古代生活在边境处的化外之民，虽处主流之外，却自在为王。

这种隐逸形态造就了陶渊明独特的“边境”意识，即自放于边缘，与污浊人世和冷寂山林均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边境”意识的形成有三个层次：疏离（对污浊人世的隔离，保持属己世界与属人世界之间的距离）、接受（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与世界和解，但接受不等于认同，仍保持有限度的交通）、安顿（寻一处独属于自己的天地，安顿身心）。正是有一片真正独属自己的小天地，存身有所，扎根有地，心灵才能走出单纯拒绝的流浪状态而成长壮大，对世界的理解、和解才成为可能，对身心的安顿才成为可能。寻找并坚守这样的“后花园”或“桃花源”，就是“边境”生存的智慧。

陶渊明的文学正是对这一“边境”生存的书写，可以从空间、时间、心理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 在空间上，描写与人世、山林皆有区别的田园生活，既表达疏离感，又保持有限度的交通；
  • 在时间上，它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是真实历史之外的避难所，桃花源正是历史进程消隐的体现，在时空交织的夹缝中别辟一境；
  • 在心理上，边境是拒绝欲望世界和安顿心灵的避难所，既疏离尘世与山林，又通过“自安”与“易安”实现身心的安顿。

此外，作者还深入分析了陶诗的力量，指出陶诗质朴自然，是“骨鲠其内、风荡其中”的质朴自然，唯其有风力，所以能质能厚能自然。陶渊明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有三个关键词：介、拙、独，其中介和拙具有本质意义，“介”指操守谨严，不肯同流合污；“拙”指真诚、朴实无华，拒绝世俗机巧。颜延之诔文称陶公“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又“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自尔介居”，正是对介与拙的描述。陶渊明能承担人生的痛苦，不逃避，不自欺，所以才能领悟人生的真际，成就其深厚与广大。

作者从字、句、章法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陶诗力量感的来源：在字法上，陶诗用字拙放而包孕深广，主要体现在用字的准确性、适当性和重复性。拙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使用一些看似平淡朴拙的字，这些字一经陶公妙手点化，便生动丰满，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之“翼”、“中夏贮清阴”之“贮”、“良苗亦怀新”之“良”和“怀”。此外拙也体现在频繁地使用高频字，如超过一半的诗使用“不”字，小半的诗使用“我”字，三分之一的诗使用“在”。这些看似朴素甚至笨拙的字，实则既准确又包含丰富意蕴，如“夷叔在西山”（一字就包含了上西山的原因、在西山的坚持，以及最后的作歌和饿死，作者还辨析了饥饿之别：饥为吃不饱，饿为没得吃）、“青松在东园”、“结庐在人境”等，以最简劲的语言包孕多层含义。“良”字出现（31例），“奇”（12例）字也为其所喜用，如“良辰入奇怀”。放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虚词的运用上，将虚词引入诗歌，形成质朴而流畅的风格。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其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钱锺书指出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朴茂流转”正是拙放之意。关于陶渊明诗集中用字情况，可以访问陶渊明诗集字频分析

在句法上，陶诗造句拙朴与高奇相生，二者互相生发。朴拙之句与高奇之句在陶诗中相融相生，其关系正如“拙”与“介”的关系。这种交织有三种情形：一是字面朴拙而意蕴高奇，如《饮酒》、《杂诗》等组诗；二是在前后娓娓如家常语的诗句中嵌入一二高句奇句，二者互相生发；三是在动荡、愤懑中着一二静淡之语，而诗人的胸次、诗歌的境界全出。正如苏轼所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句法的力量感正是由朴拙之句与高奇之句的交织来实现。奇句如“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在章法上，陶诗结构如长江大浪富于变化，通过运思成诗的方式，在篇章节奏上形成情感的舒促快慢和诗意之延宕跳跃。陶渊明不同于一般诗人的“情见”（顾随语，感性），而是偏于“知解”（理性），又不缺感性。他的章法源头是阮籍，以意运章，顺着相对理性的思考来展开，思想的开合顿挫必然造成章法上的开合顿挫。因此陶诗的章法是线性的，在曲折回绕的过程中涌动向前，通过开展、收束、断裂、转折、递进、分承等各种方法，夭矫舒卷，变化多端。明明语言是朴拙的，但章法的奇纵，却让朴拙的用字造句生动无比。陶诗的意思往往富于变化，除了铺展、顺承、转折外，还可以看到延宕、休止和跳跃，造成诗歌意义单位的舒促快慢出现更为丰富的变化。这灵动多变的节奏，使得陶诗的自然是流动的自然，如风行水流，表现的是诗人活泼泼的心灵与深沉的诗思。

贯串字、句、章三方面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平实朴拙与沉郁耿介的交织互生。前者提供承载包容之力，后者提供超拔绝俗之力。而尤需注意的，其实是二者相融相生，使质朴中深藏兀傲，愤懑时不失深厚，这才是陶诗力量的最显著特色。

作者还分析了陶诗田园书写的特色：真切与深广。因为真切，农事的辛劳与大地的深广，便自然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真切与深广，这是后来大多数不事耕作、不知稼穑之艰的“田园诗人”所不具备的特征，也正是陶诗伟大之处。陶渊明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等站在旁观者立场观照田园，而是躬耕其中，了解田家生活的可乐，更能以欣赏的态度出之。他的人生既超旷又沉着，他的诗歌语淡而味浓，言浅而理茂。

作者还分析了形成陶诗自然风格主要采用的修辞手段。从创作角度看，陶诗最明显采用的修辞策略是弱化修辞格的使用，即有意降低普通修辞的密度，较自然地运用口语。陶诗用字拙放而包孕深广，造句拙朴与高奇相生，结构上如长江大浪富于变化，这都是修辞手段上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此外，陶诗还有一些独特的修辞方式与手段，包括在形容描绘时的准确性和适当性，灵动多变的节奏（延宕、休止、跳跃等），以及形成诗歌风格的一些修辞手段（写意取神、以俗为雅、语言运用等）。这些修辞手段合在一起，才是陶诗在艺术上真正的特色，正如杨万里所言“雕空那有痕，灭迹不须扫”，陶诗的诗法乃雕空灭迹之法，隐而不彰却臻至化境。

陶诗在形容描绘时用字的准确性体现在于字字句句妥帖准确，适得其所，互相生发，所以单拈似平平，而合成一篇则境界高旷。

写意取神是指陶渊明善于捕捉万事万物的律动，写作时着力于传神取态，而不做静止地细描。即俗即雅则包括化俗为雅和雅而能俗两方面，前者基于日常生活题材的开拓，后者基于朴素自然和诙谐戏谑手法的运用，二者融合无间。在语言运用上，除了口语化方法外，庄散相生的构句法同样重要。陶诗的对仗往往“偶散相生”，既有朗朗上口之感，又不失流动变化，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此外，作者还分析了陶诗“探理趣，生情味”而无理障的特点，写景或叙事诗中的理趣大都表达了深沉融通的哲思与豁达的人生态度，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再如《形影神》三首。

最后，作者探讨了陶诗与《论语》的关系，从三个层次分析二者的承袭与契合：用典层（陶诗大量化用《论语》典故，如“曲肱”、“屡空”、“固穷”等）、文学层（主题如安贫乐道、为己之学、择友，言说方式如对话、尚友古人、移情观物、虚字运用，风格如质朴深远、亲切自然、通达活泼、沉着有力）和精神层（胸襟气韵的相合）。作者指出，陶渊明心目中的孔子是“可学可至的先师”，对孔子思之慕之、效之法之，这是陶诗能通于《论语》的根本原因。陶渊明追求真之境界，一生所用却是“诚之”的工夫，这正是他在精神气韵上接近孔子的根本原因。他继承的《论语》基因中，“真”是极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一环，这是与后世理学所理解的《论语》的不同之处。也许可以说，理学家的《论语》是“天理”的《论语》，而陶渊明所渊源的是“天真”的《论语》。“诚”与“真”交织缠绕，构成了陶渊明人生与文学的DNA。

评价

治学态度：诚之

对一般读者来说，上编的考据过程虽然严谨细致，但可能显得过于繁琐，这些考证的细节过程并非普通读者最关心的内容。然而，作者的治学态度却非常符合“诚之以求真”的精神。无论是考证陶渊明的姓名、门第、仕宦经历，还是辨析作品中的字词、系年、人物关系，作者都遵循“培植学力和文本优先”的原则，以“虚心”的态度和“精熟”的功夫，实事求是地处理每一个问题。

理论创新

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提练出“诚之以求真”和“边境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前者概括了陶渊明独特的人生哲学，揭示了其思想结构中儒道融合的特点，以及其与宋明理学的精神联系；后者则准确描述了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独特形态，为理解其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出于成说之外”，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能够有效解释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思想特征和文学特色。

现代关怀

作者在自序中坦言，研究陶渊明的深层目的是想知道“古典世界的真实、真诚和心灵自由在今天如何可能”。这种现代关怀使得本书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更是一种古今对话。作者既看到了现代与古代的断裂（古典世界已崩塌，田园诗意已剥去），也看到了人性的恒常不变，认为陶渊明的旷达、对自我的执着探寻等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局限

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本书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是上编的考据部分过于繁琐，会让非专业读者感到枯燥；二是某些理论分析（如对郭象玄学的深入阐释）可能过于专业，需要一定的哲学背景才能完全理解；三是作者在自序中提出的现代关怀问题（古典世界的真实、真诚和心灵自由在今天如何可能），在正文中并未点明或展开，更多是作为研究的背景和动机，而非直接回答的问题。或许作者是想通过剖析陶渊明这样一个追寻自我的典范，让读者自己去感染与领悟。

总评

作者的治学态度严谨，理论创新突出，方法运用得当，既有扎实的考据基础，又有深刻的思想洞察和独到的文学分析。虽然对普通读者而言，某些部分可能显得过于专业和繁琐，但作者的“诚之以求真”的治学态度与追求，以及通过综合考察剖析多方观点得出的“出于成说之外”的结论，都值得肯定。作者的研究不仅是对陶渊明的理解，更是对人生意义、对古典与现代关系的思考，这使得本书具有了超越纯粹学术研究的价值。

与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相比，刘奕此书以高度概括、理论构建、文学特色分析见长，十分精彩地以郭象的思想渊源、“诚之以求真”融合儒道思想来剖析陶渊明的自我之路，从字、句、章、篇法详实分析陶渊明“拙放”的艺术特色。戴建业之书则更偏重从存在主义视角，以“洒落与忧勤”、“纵浪大化”与“不失此生”为核心，深入探讨陶渊明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人生境界，以及其人其诗的接受史，但他的书是从论文集演进而来，所以前后章节内容不够连贯系统，有不少重复之处。两书都是深度解读陶渊明人生、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佳作，刘作重理论构建和文学特色分析，学术一些；戴作重自我意识与生命境界阐述，通俗一些，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对陶渊明多维度、立体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