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诚恳认罪？

前言

又是一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也是定时勿忘国耻之日。回顾种种无耻侵华事实固然能激发愤慨的爱国之情，可待警钟声了，纪念日一过，一切又照常，不会在心底留下些许涟漪，也不会在脑海中留下什么的感悟。面对如此惨痛的灾难，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份独特的“5D报告”，以深刻认识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又为什么不诚恳地认罪（“遗憾”不是悔罪，甚至也不是道歉。就如盟军不会把对波茨坦公告的“默杀”（日语有多重含义：不置评或拒绝）回应视为接受投降条件一样），以便让自己保持警醒与清醒，意识到什么样迹象和社会氛围可能会重蹈覆辙，而在此种情况下又当如何应对。以下是我个人对侵华战争的“5D报告”，鉴于所知甚陋，疏漏错误之处难免，有错必改。

军政分离

从何说起呢？我觉得应该从日本军部这颗毒瘤开始说起。正是他们在情绪上唤醒了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架空了日本政府取得实权、再在军事上先斩后奏造成侵略的既成事情，最后在大势已去之际仍拒不投降，试图将国民绑在战车上狂称“一亿玉碎”。人是经验的动物，在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受所相信的历史教训的影响。日本军部崛起的根源在山县有朋处置西乡隆盛兵变时就已经埋下了。两人都是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但曾担任陆军大臣的西乡隆盛军事威望极高，极具个人魅力，后因对政策持有异议，最终兵变失败自杀。为了防控像西乡隆盛这样不受掌控的“拿破仑”型军事将领，担任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对军队进行改革，引入参谋部掌控统帅权，以杜绝军队受到魅力型军事将领的个人影响。但这样的集体领导也导致了权力分散与无明确的责任人，这就给军事权力失控埋下了祸根。再加上参谋本部与驻地军队在人员构成上的阶层差异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分离，就导致了保守的参谋本部精英无法约束激进的右翼驻地军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东军的先斩后奏。

甲午战争

经明治维新的日本在实力上虽然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却依然没有被废除，也不被西方列强所谓的文明世界所接受。因此，日本认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西方列强的认可，光有“脱亚入欧”的一厢情愿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实力去证明自己有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资本，而且是追随西方列强一向所用的殖民扩张方式去证明。此时的清朝正在李鸿章领导下实行洋务运动，军备扩充北洋水师。这给日本带来了焦虑，如果清朝真崛起了，就会给实力证明自己之路增加了难度。于是，在经过反复推演与军事准备，日本籍口“清朝食古不化，阻止朝鲜的现代化改革，日本为了文明开化而不得不诉诸武力”，从而干预朝鲜，发动甲午战争，打破中华朝贡体系，开始正面与清朝争夺一哥的地位。

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惨败，李鸿章亲赴日本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在日期间还发生了李鸿章被刺伤的小插曲。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赔款两亿两白银，以及台湾列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等地，开放通商口岸，朝鲜不再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无论是经济上、土地资源、市场开拓上都获得了巨大收益。此外，殖民地大户英国担心沙俄从北方南下蚕食中国侵犯英国在华利益，因此对亚洲崛起的新贵日本高看一眼以期其共同维护亚洲的殖民地平衡，于是在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7月），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在原则上恢复了日本关税自主权。因此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亚洲打破了中华朝贡体系，获得了一哥地位，并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上也大有收获。

三国干涉还辽

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利益，侵犯了其他列强割分中国的潜力，尤其是辽东半岛。占有辽东半岛日本就可以绕过朝鲜半岛，在渤海湾陆海两路威胁北京。沙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早已虎视眈眈，法国希望通过支持沙俄加强法俄同盟并借机在广州建立势力范围，德国希望在胶州湾建立租借地。因此1895年4月，三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日本撤出辽东半岛。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传到日本日本就炸开了锅，因为日本国内是这样想的：民众缩衣节食其要求政府节约费用，才筹措出战争经费，结果军队把仗打赢了，列强却逼着政府把胜利的果实吐出来。这心情就相当于一个乡下小伙好不容易得了个奥运冠军，在颁奖仪式的高光时刻却在摄像机前被人打了一巴掌。因此日本国内感到非常气愤与耻辱，觉得军队虽然强（好感度+1），但政府和外交太弱（不信任感+1），擅自归还了国民浴血奋战得到的东西。因此耻而后勇，认为需要更多地秀肌肉来展示实力，来获得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不仅让日本丢了面子，还极大地影响了清朝和朝鲜对待日本的态度，产生了“日本实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得听沙俄的”这样的想法。因此李鸿章采取了联俄制日的政策，但沙俄实在贪得无厌，趁义和团运动之乱，占领了黑龙江沿岸，引发了清朝的顾虑。这次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也许还影响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国际联盟介入调解的期待。

日俄战争

签字《马关条约》的背锅侠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英国面对日益紧迫的沙俄扩张野心，因深陷南非的布尔战争，没有余力在中国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于是转向日本，在1902年与之结为英日同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后，日本国内有这种耻而后勇的情绪在，也有对沙俄的切实愤恨，再加上觊觎朝鲜半岛，再加上英国的助力，日本便要求沙俄承认日本将朝鲜纳入其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日本承认满洲的铁路沿线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即承认沙俄拥有东清铁路及其南部支线的“特殊权益”。期待拥有不冻港的沙俄自然不会同意，德皇威廉二世希望把沙俄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也提供贷款支持沙俄。英美等国处于制衡沙俄的野心，自然提供贷款支持日本，于是日本突袭旅顺港挑起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本质上是列强们在中国土地上发动的殖民地争夺战。由于沙俄在黑龙江的侵略行为，清朝的部分地方民众在行动上却支持了日本，这导致日本在情报工作上获得了绝对优势。战斗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905年5月的对马海峡海战，东乡平八郎领导的日本海军以决战的形式一举几乎全歼了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再加上之前在黄海海战中打败太平洋舰队，从此日本确立了其在东北亚的海上霸权。这次海战对日后日本军队的战术思维影响巨大：寻求决战一战定胜负，也可以说是速战速决思维，后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就多次寻求这样的机会试图与美国海军进行决战。一战封神的东乡平八郎也成为日后山本五十六的偶像。日军虽然在海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但在陆地上却打得很艰难。日俄战争后，日本多次宣称付出了20万人的牺牲及20亿日元的军费才赢得日俄战争。没落的沙俄虽然国内矛盾不断，并处于国内革命的边缘，但体量与实力还是够强的。最后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美国总统罗斯福介入调停，最终于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朴茨茅斯条约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

日本获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并从沙俄手中获得了库页岛南部以及中东铁路南线（后来的南满铁路）的管理权。
沙俄同意撤出中国东北，将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放弃对朝鲜的一切权益。
双方同意不支付战争赔款，恢复战前状态。

这个条约对沙俄来说，是纯损失而没有任何收益，不仅国际地位受损，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于1905年爆发国内革命，动摇了沙皇的统治。而对日本来说，可以说是完胜。日本借“打败”欧洲强国沙俄，提升了国际地位，到1910年得以全部废除其国内的不平等条约，并于1910年正式殖民朝鲜半岛。日本军方这次又大出风头，即便是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军方传回日本国内的消息也是大获全胜。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从条约中获得利益的期望非常高，在得知一分钱赔款也没有的消息时，又一次炸开了锅。毕竟日本是付出了惨痛代价才“赢得”战争的。因此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作为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日本理应从沙俄获得战争赔款。日本民间的这种不满，导致了“日比谷骚乱”，民间对军方的神话膜拜又加深了一层，而对软弱的政府的不信任也加深了一层。普通民众两次经历这样的集体性事件，激发了对国家利益的重视和对话语权索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军方的地位也日益稳固，并获得了操纵社会舆论的实践经验，为日后的铤而走险埋下了引子。

一战

当欧洲爆发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协约国成员的英国因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日本认为履行同盟义务可以进一步巩固与英国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支持，提升国际地位，并可趁列强无力东顾之际，切实寻求亚洲扩张的机会。此外，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众普遍支持政府参与战争，以展示国家的力量和荣耀。于是日本参战，并于1914年对德国在中国青岛的驻军发动进攻。

一战中大部分国家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出现了希望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来避免战争再次发生的构想，这种构想在1920年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实现，国际联盟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前的战争所具有的新特征：以国家之名公然掠夺殖民地以及发展保护国等行为，在这以后不会再得到无条件地承认了。当协约国一方处理原属德国的殖民地时，国际联盟采取委任统治的形式。赤道以北的南洋诸岛等原属德国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落入了日本手中。这些岛屿包括马里亚纳、帕劳、加罗林及马绍尔等群岛，处于美国横跨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上，日后这些岛屿成为太平洋战争争夺的焦点。

可以说日本在一战中又收获颇丰，但又一次日本民众觉得主观上受到了歧视与耻辱，原因有四：

战前英美虽然希望日本参战，但在参战范围上严格约束日本，以免日本侵犯其在亚洲以及在中国的利益。日本民众感觉是一边要我出力一边还要给我带紧箍咒防着我。
日本提出了一项“种族平等条款”，希望将其纳入《凡尔赛条约》，以表明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享有平等的地位，以及针对美国1907年排斥日本移民法案。但提案被拒绝，对民族情绪高涨的日本民众来说，他们觉得除了黄皮没脱之外还有啥是我没能做到的，怎么能这样对我。
日本希望将其在山东的权益正式化，并将其纳入条约之中，但受到了中国与美国的抵制。但最终协约国还是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导致了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敢签署凡尔赛条约。因而日本觉得利益没有得到全部满足。
在巴黎和会期间，处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发生了反抗日本的“三一”运动，严重打脸了正在提升国际形象的日本，尤其是其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

因此，日本与英美等协约国盟友之间的不信任感，在一战中慢慢形成了。而且国际联盟对禁止扩张新殖民地的期待对缺少资源且正在寻求扩张的日本在道义上是严重的限制。让日本感觉你们割分完世界，轮到我上场了，却说这不道德，这不是赤裸裸的双标歧视么。于是日本再次储备了耻而后勇的情绪因素。

侵华战争

到一战结束，中国已经步入了中华民国，对于新诞生的国家，英美等工业大国企图通过经济金融上的控制而影响民国的政策走向，而日苏两国一则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而有领土野心，二则工业发展不如英美，无法在经济层面上与英美竞争，因此有不同的政策偏向。日苏在这一层面上的观点走近了。日本甚至有精英鼓吹：面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革命，中日战争应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这和日本声称是为了帮助清朝走向开明而发动甲午战争，以及之后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扩大战争的借口与思路是一个体系的。更引起日本切实的担忧则是，在两次北伐之后，中国民国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中国，并于1927年～1937的黄金十年里取得了飞速发展。若照此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就将没能力吞下中国了，而没有中国这个巨大的资源基地，日本是无法再次“耻而后勇”的。

在日本国内，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日本农业、工业都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罢工、示威等活动日益增多。日本民众对软弱腐败的政府以及文官精英集团非常失望与不满，而军方此时又给出了虚幻的希望：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到“流奶与蜜之地”的中国东北去。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民心自然从文官集团转向军部右翼分子。在军部内部，也分裂为坐镇东京参谋本部或陆军省的保守精英–统制派（毕业于陆军大学或陆军士官学校），以及激进的驻地中下层士官–皇道派（毕业于队付将校，与出身农村的士兵一同生活起居）。日本国内右翼集团激增，暗杀行动层出不穷，井上准之助、犬养毅先后被暗杀，二二五兵变甚至是日本天皇亲自出面镇压才压住。

九一八事变

在这样社会氛围下，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在满洲登场了，他主张日本应当通过军事扩张来获取必要的生存空间。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关东军以一万余人的军队，联动驻朝日军，侵占了整个东北。关东军这种先打后奏的举动，以及私下联络异地驻军的行为，让参谋本部乃至日本天皇既怒又怕又喜：怒的是当我不存在啊，怕的是搞不好给我搞了大篓子要高层来善后，喜的是没想到关东军竟取得这么大的成果。

一二八事变

日本军方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注意力，阴谋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本海军眼红日本陆军在东北的战绩，企图也在上海一举成功。日本海军陆战队于1932年1月28日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攻击，遭到顽强的抵抗，日军陆军不得不增援。

国联调查团

一战后国际上一度弥漫着对国际公约和国际联盟的正义的浪漫气息，以为国联的仲裁、非战公约、九国公约能约束住侵略者的野心。此时的蒋介石就抱有这样的幻想，前面提到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也可能对蒋介石产生了错误的预期，再加上打听到日本文官内阁集团确实是不敢不想全面开战，于是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仲裁以及日本国内文官集团的施压。作为国际联盟理事会核心的英国（美国因威尔逊的以民族自决为中心的“十四点计划”没有被凡尔赛合约采纳而没有签约，也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此时正忙于处理因凡尔赛条约埋下祸根的欧洲问题以及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内部问题，而无暇东顾。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在日记中对中国写道：不要只靠别人，而要尽自己的本分。但即便如此，国际联盟还是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自然是日本无理。

日本经劣币驱除良币暗杀之后接任的首相是执行“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他强硬表示要通过军事行动逼迫蒋介石回到谈判桌前来，于是日军出兵侵占热河。面对这种冒着与国际联盟为敌的激进行动，日本天皇和首相感到很被动和痛苦，因而选择了与其被动接受国际联盟制裁和除名，不如主动退出国际联盟，以保持名义上的荣誉。日本这样保持荣誉的思维模式在日本投降以及天皇颁布终战战书时候还会再现。

列强各国因担心本国在上海的利益受损，也不容日本独吞中国，于是英、美、法等国都向上海增派了军舰与陆战队，对日本提出警告。此时日本自身实力也还不允许，加上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又担心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于是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与中国签订《淞沪停战协议》。不得不说，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战争，双方没有宣战，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全面侵华战争

在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胡适提出了所谓“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他认为中国只有借助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才能脱离困境。因为在当时看来，美苏肯定会成为世界的两大强国。这与很多有留学英美的日本高层看法是一致的，比如说山本五十六、硫磺岛战役的日方指挥官栗林忠道（电影《硫磺岛来信》的原型）等。这就给日本带来了紧迫感，因为需要在与美苏开战前，先打下中国当作资源基地，才可能和美苏较量。于是日本加紧备战，军费开支占年度GDP的比例从1939年的 19.7% 上升到1943年的 82%，再到 1944年的 98.5%。在整体战观念的指导下，日本就在战争的绑架下一步一步走向与中国、与国际社会对抗的不归路。

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南京大屠杀，1938年武汉沦陷、重庆大轰炸，整个中华大地都陷入日本挑起的战火之中。此段历史就无需细说，大家都了解。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海上被完全封锁的情况下，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从北到南到大陆交通线，以弥补海上交通线的封锁。此外也有摧毁中国中东部的机场，以阻止从中国起飞的美军飞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激烈的长沙会战、衡阳会战就发生在这时，可惜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悬殊，大陆交通线最终被打通。但打通的这条大陆交通线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路线太长，兵力不足，守护成本太高。

北进 VS 南进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经有两种不同方向和目标的竞争战略，这两种战略就是：北进和南进。北进战略为陆军主推，以苏联为目标；南进战略为海军主推，以东南亚和美国为目标。这两种战略都是希望通过以战养战，掠夺占领地的资源达到独霸亚洲的目的。首先是北进被苏联挫败于诺门坎，然后南进惹毛了美国，经太平洋战争导致覆灭。这种战略分歧与盲目性是日本独特的权力分散的组织架构导致的，五相中陆相（陆军大臣）和海相（海军大臣）地位平等，与内阁地位也平等，直接汇报给天皇。因此，内阁的文官集团是约束不了陆军和海军的，而地位平等的陆军和海军彼此对有限的战需资源和战略方向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

诺门坎战役（诺门罕战役）

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坎与苏联红军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惨败。日军伤亡人数超过2.5万，部分师团损失率达到 80%，曾参与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精锐部队第七师团被彻底打残，当时陆军唯一的坦克师团-第一坦克师团也被打残。

诺门坎战役中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

兵力：苏蒙兵力七万，关东军五万
坦克与装甲车：苏军约500辆坦克（T-26轻型坦克和KV重型坦克）与装甲车，关东军约200辆（九七式中战车为主）
火炮：苏军约700门火炮，关东军约300门。
飞机：苏军约700架飞机，关东军约300架。

此次战役给日本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日本意识到苏联实力的强大，从此不敢再犯苏联，哪怕是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次战役使得朱可夫将军扬名立万，也使得朱可夫在之后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得以调动西伯利亚师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力坚守，最终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兵临城下》的背景战役）。此次战役也使得中国最后失去了外蒙古。

1939年8月，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也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经诺门坎战役的惨败，日本调整战略方向，执行南进战略，将军事重心转回中国，并向东南亚扩张。对此日本军部内部还是有不同声音的，比如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就认为应先经营好满洲，不要急于南进扩张（这种战略分歧导致了石原莞尔的失势）。但在日本文化里无法想象承认错误，更别说放弃错误了——甚至只要一谈到撤退，就有可能招致暗杀。相反，必须继续侵略中国本土，才能保住至关重要的伪满洲国殖民地的安全；必须占领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才能确保侵略中国所需的资源；必须消除美国这个潜在对手，因为它以禁运威胁日本放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企图。这种先发制人的思维定式害人害己。

太平洋战争

中国在国际援助下，退守重庆坚持抵抗，这让日本迁怒于国际援助，认为切断国际援助就能逼蒋介石回到谈判桌前来接受投降条件。美国为消除苏联背后受敌于日本的威胁从而能够全力对付欧洲的德军，而以不断以加码的禁运作为制裁，严重威胁日本的物资安全。德军闪电战的成功也勾起了日本的欲望，于是日本以ABCD四国（美英中荷）为敌，突袭珍珠港、攻占香港、新加坡，进军东南亚半岛以及马来群岛，获得至关重要的产油基地：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岛。至此，美国不得不放弃孤立政策，全面卷入二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他们知道美国的战争潜力巨大，一旦美国做好准备，日本是毫无胜算机会的。这些精于战术的伪战略大师期待在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尚有优势的时候，来一次类似加莱海战（英国海军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或对马海战（日本海军消灭沙俄波罗的海舰队）般的大捷，以一战定胜负，彻底打败美国。但他们的失算了，美国哪怕是苏联的战争潜力都不是中日战场上那种量级的。中日战争是装备有无的较量，美日或苏日战争是装备质和量的较量。比如：日本仅凭72辆坦克、55辆战车和390架飞机就打赢了淞沪会战；而在苏德之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出动约3000辆坦克，苏军出动约3600辆坦克；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可用的航空母舰就多达20多艘，还可源源不断地生产供应；而日军没造血能力，航母是损失一艘就少一艘。

投降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国打得节节败退，海军、空军全军覆没，美国的B29大轰炸已经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日本从南轰炸到北。而日本国内在洗脑（宣传中国人是落后低劣的民族，不会坚持抵抗，只要施加压力便会投降；宣传美国人很腐败只顾个人享受，只要给予有力打击便会溃不成军）和特高课内务警察的高压监管下依然铁板一块。以日本固执死板的文化，谈和和投降是件非常耻辱的事情，绝不可能，而且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必定会采取暗杀抵抗行动。军方高层继续鼓吹“神风敢死队”、“一亿玉碎”。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军在付出七万人伤亡的代价才攻下冲绳岛，这样惨重的伤亡让美国认识到进攻日本本土的艰巨性。于是选择了投放原子弹以避免因攻击日本本土造成己方人员的巨大伤亡。再加上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势如破竹，打得关东军溃不成军。在原子弹的震撼力和苏联军队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国内也满目疮痍，各行各业几近停摆，日本不得不接受中美英在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发出后，日本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不接受之间激烈争辩，天皇也犹豫不决，最终日本发布了对波茨坦公告模凌两可的回应“默杀”，而“默杀”在日语里面既有“不予置评”也有“拒绝”的含义。这种自欺欺人以保全体面的回应，被盟军视为拒绝。于是美国决定投放原子弹，以硬实力帮日本体面。

终战诏书

下面是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全文：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纵观全文，没有半句提到对因侵略中国而给中国造成灾难的认罪和道歉，且明确说是“向美英两国宣战”、“交战已阅四载”而排除中日战争，潜台词是日本只是被英美打败的。日本不得不接受公告的原因是以图“保全亿兆赤子”，而不是因为认识到有罪。对中国是“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堂堂的侵略被说成是“为东亚解放”。

日本自认为只是被美国打败的，因为在太平洋上一岛一岛地打败他们的是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也是美军，攻陷冲绳的也是美军。但他们忘记了，正是中国在正面战场上牵制了日军约为275万兵力（其中消灭100万，投降130万，其它的转移到了太平洋战场），使得这些兵力没能去祸害其他国家；也正是中国没有像法国维希政府一样为虎作伥，助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当时世界上各国的军事实力，美苏德是第一梯队的，他们之间的一次战役中双方各自出动的坦克可达数千辆、飞机可达数千架，兵员可达100万以上。日本是第二梯队的，一次战役中出动的飞机、坦克以数百辆为上限，兵员以50万为上限。中国算是第三梯队，没有飞机、没有坦克，装备、素养、训练都严重不足。中国在这样的降维打击下，依靠广袤复杂的地形，依然坚持与275万残暴日军打了八年硬仗，不得不敬佩。在以实力说话的时代，中国正是凭借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才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

审判与认罪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协定，盟国在东京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历时两年半，这就是东京审判。最终在十一国法官的审判下，25名被告被认定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因病未被宣判。

日本天皇却逍遥法外，因为美国出于战后稳定日本局势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考虑，认为保留天皇的地位有助于维持美国的间接统治。再加上战后重建对人才的需求，很多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极端分子都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如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的岸信介战后居然还担任了首相，731细菌部队的很多军医战后在各大学当教授。

在审判过程中还发生了些小插曲，苏联法官与法庭其他成员在审判程序、证据采纳上存在分歧，曾一度退出审判。印度法官则对所有被告表达了无罪意见，理由是个人不应为国家行为负责，不能“追溯立法”（即不能后立法追溯先前的罪行）。此外还有意见表示战争罪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美国对日本的大轰炸以及投放原子弹，也是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也应该接受审判。

正因为审判本身以及审判过程中的这些争议，给了日本右翼认为罪行已在审判中得到彻底清算或者审判不公正的借口，因此日本无需再道歉赔罪，特别是对中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并没有打败日本。

对于很多日本民众来说，他们更是觉得自己才是双重受害者：既被日本政府欺骗，又或是在战场上当了炮灰、或在本土遭受了美军飞机或原子弹的轰炸。日本二战时的总人口为6500万，到投降时约有700万人身在海外，也就是约九分之一的人口被战争直接动员。日本民众的这种受害者心态更多的是：别人被炸掉两条腿远不如自己手指被划破来得惨痛。在日本本土大规模轰炸之前，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拥护侵略战争的，俗话说：自作孽不可活。

战后

在1931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民的总伤亡达到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元。遭受如此惨痛灾难的中国，在战后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立马陷入另一场白热化的国内政治争端中。当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继续以中国的名义对日索赔时，地位之脆弱已自不待言。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仅仅以不承认新中国就使得国民党在赔偿问题上节节退让，且美国因要扶持日本对抗共产主义，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前夕，一条船上的台湾国民党就全面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战后的日本几乎用战时的原班人马，将战略目标从对外侵略更改为经济重建就当往事已经翻篇了。美国因扶持日本对抗共产主义，容许日本政府不但压制对战争事实的揭露与反省，甚至还主动扭曲；生活状态蒸蒸日上的老百姓也大多不愿意再去揭开惨痛且不齿的过往伤疤。于是战争的真相就这么被遗忘、被扭曲。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中说，大屠杀是第一次伤害，真相被遗忘被扭曲第二次伤害。我想对中日战争也是如此。